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反恐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及其后果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反恐行动似乎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这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越描越恐"密切相关,而隐喻的存在及广泛使用是导致"越描越恐"的重要原因。在恐怖主义的治理中,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涉恐隐喻具有启发性,但也因其随意性、凸显与隐藏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美国涉恐的政治、媒体和学术话语中,"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野蛮的东西""恐怖主义是疾病"和"恐怖主义是不受欢迎的植物"是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这些隐喻深植于历史、人们的恐惧、社会系统和舆论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正统看法。进行隐喻分析,使用多种隐喻,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隐喻陷阱,但仍不能消除它。因此,在恐怖主义治理的过程中,坚持"犯罪"隐喻为主导、灵活使用多种措施、重建受损的政治秩序、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对穆斯林的歧视尤为重要。     

中亚地区治理三十年:一项研究议程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在涉及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历程这一庞大课题的反思和研究中,中亚地区的地区治理状况及其变迁是一个能带来诸多学理价值和政策启发的学术议程.空间重塑、治理实践、互动规则、象征政治四个方面是中亚地区治理及其变迁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四个维度.从这四个维度予以考察,大体能勾勒出中亚地区治理变迁的大致轮廓及由此衍生的地区秩序类型.不过,这几个维度是涉及中亚地区治理的"骨架",而要描绘出其"血肉",还需要对其中的几个重点议题予以深入分析.这些议题包括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动力、中亚地区秩序的特征及其变迁、中亚地区治理的主要领域及对地区秩序形成和维持的影响、各治理主体在中亚地区秩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对涉及中亚地区治理的四个维度和四个议题进行细致考察,有望能较为清晰完整地把握三十年来中亚地区的治理状况、变迁轨迹及其发展方向.     

内战域内蔓延的影响条件：选举支持与地理环境

理解内战中武装冲突波及范围的影响因素对当事国和国际冲突管理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普遍认为,选举事件和地理环境要素可能对国内冲突发生和发展过程起显著作用,但关于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内战的域内蔓延路径仍存在深入讨论的空间。不同于现有文献的常见解释,通过讨论选举中地方投票支持情况和社会经济地理环境对各地武装冲突爆发的作用,并以斯里兰卡内战案例中的次国家行政单元为经验观察对象,在同一分析框架内考察两类条件在内战蔓延过程中的实际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单元之间的武装冲突风险存在空间集聚效应;相比于自然地理条件,反映社会经济地理条件的城乡距离更加显著地影响本地冲突风险;较短的城乡距离在增加当地冲突风险的同时也会增加临近单元的冲突风险;地方对中央政府的选举支持在调节武装冲突发生和风险蔓延方面的作用并不稳健。     

"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伊斯兰国化"

作为“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一部分，了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需要探究其与圣战萨拉菲思想之间的关系。由于涉及大量宗教内容，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讨论略显不足。“伊斯兰国”在继承圣战萨拉菲思想的认知与行动体系基础上杂糅了其他伊斯兰思想，展现出了自身特色，但并未在神学上展示出重大创新。就其产生的国际动员能力以及网络影响力而言，“伊斯兰国”取得了相当成功。但其退出“基地”组织、挑战“基地”组织恐怖主义领导者地位的做法，显现了各恐怖组织之间的矛盾。“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引发其他恐怖组织的模仿，激发各组织间的竞争，进而使整个萨拉菲恐怖主义陷入派系斗争或过于极端，从而削弱萨拉菲恐怖主义。     

扩员后中亚成员国对上海合作 组织的期待及其应对

自2017年6月以来,受到上海合作组织地域范围扩大、中亚成员国国内政治进程变化、阿富汗局势演变和外部主要行为体中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中亚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诉求发生了变化。在政治领域,中亚成员国期望强化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对话和信任水平;在安全领域,中亚成员国希望提升上海合作组织对阿富汗问题的综合应对能力,并进一步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经济领域,中亚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需求在于提升组织框架内多边经济合作的成效;在人文交流领域,中亚成员国之间强化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需要较以往更为迫切。有鉴于此,上海合作组织须准确把握与平衡各成员国的主要诉求,寻找各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在凝聚共同价值、构筑共同安全、打造共同利益和培育共同情感四个方面,将该组织打造成国际合作的典范。     

普遍基本收入:回应人工智能挑战的政策选择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挑战,传统有偿工作急剧萎缩,工作的意义、社会稳定问题受到严重冲击,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则并未与时俱进,使人类陷入了巨大的风险。作为定期的、普遍的、无条件的和针对个人的现金转移政策,普遍基本收入通过财富共享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奠定了社会和解和稳定的物质基础,挑战了近代工业社会对工作意义的有限理解,为未来社会注入了更多的自由、平等和公正,因此可以成为回应人工智能挑战的政策选择。     

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当前在对恐怖分子激进化的分析中存在“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和“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的争议，导致对激进化的理解存在困惑。在坚持非线性组织方式、思想与行为二分法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恐怖分子行为激进化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即对经验研究中的推动、拉动和中介因素进行了区分和统合。推动因素表现为个体或群体的失控、焦虑、羞辱、不满、怨恨等负面情绪，拉动因素表现为恐怖组织提供的“圣战”、重建“哈里发国”、“末日决战”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而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行为激进化中发挥着中介因素的作用。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可以借此探究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就现实意义而言，从负面情绪、意识形态、网络与大众传媒三个方面对恐怖主义进行整合性治理，能提高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在面临多重风险的情况下，土耳其为何仍强势介入第二次纳卡冲突？作者尝试运用“机会窗口”的理论框架予以解释，认为土耳其之所以强势介入纳卡冲突，离不开对“机会窗口”的认知与把握。“机会窗口”涉及危机事件的出现、国际形势变化与国内政治动员三个方面的因素。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境冲突这一危机事件，是促使土耳其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后启动相关行动的“催化剂”。土耳其考虑的国际因素包括南高加索地区大国博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实力对比的影响；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推动介入的“机会窗口”，包括政治制度变迁与精英联盟变化、主流文化思潮的变化、与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它们合力推动土政府启动内部政治动员，从而赋予土耳其干预纳卡冲突以合法性，进而有利于土政府把握住干预的机会。通过对土耳其在纳卡冲突前后伺“机”而动的过程进行梳理，不仅能对其“鲁莽”的干预行动予以合理解释，而且可更深入地理解土耳其政府近年来实施的“进取性”外交政策。